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葫芦一叶知秋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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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宋朝史上的奇怪现象:被贬谪的官员反而一举成名  

2014-12-17 16:52:26|  分类: 美文共赏—知识篇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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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导读:宋朝有一个奇怪的现象,对于许多因直言而遭到贬谪的官员,尽管生活境遇一落千丈,但在士大夫中间的声誉却常常与日俱增,他们因贬官而成名,有的甚至“一贬成名”。  

    范仲淹的“三光”

     范仲淹就曾经因为贬谪而名扬士林。事情是这样的,宋仁宗继位时,年仅十三岁,少不更事,由刘太后垂帘听政。天圣八年(1030年),宋仁宗已经年逾二十,可以亲政了,刘太后却丝毫没有还政于宋仁宗的意思。当时,范仲淹只是秘阁校理,身微言轻,但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,上书《乞太后还政奏》,请刘太后“卷收大权,还上真主”,让“春秋已盛”的仁宗亲政。这简直是以下犯上,与最高权威叫板,因此触怒了刘太后,被贬为河中府(今山西永济市)通判。范仲淹贬官后,同僚士大夫们非但没有对他另眼相待,反而成群结队到城门口为他饯行,赞扬他说:“此行极光。”  

    明道二年(1033年),亲政后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为,提拔了一批刘太后“垂帘听政”时受到压制的官员,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,他被召还,提拔为右司谏。然而,范仲淹并没有因为宋仁宗提拔了自己而装聋作哑,做皇帝身边的老好人,当宋仁宗因为宠幸尚氏、杨氏二妃,准备废黜郭皇后时,范仲淹马上上书说郭皇后不可废,甚至多次与御史中丞孔道辅一起,率领所有谏官到垂拱殿门,要求皇帝接见,让他们诉说皇后不可废的理由。宋仁宗非常恼怒,不仅没有接见他们,反而把范仲淹贬去睦州(今浙江建德市)。士大夫们又结伴为他饯行,赞叹说:“此行愈光。”

宋朝史上的奇怪现象:被贬谪的官员反而一举成名 - 海阔山遥 - .

 

    景祐二年(1035年),范仲淹时任礼部员外郎、天章阁待制、判国子监。当时,吕夷简任首相,培植亲信,拉拢朝官,以维护宰相的个人权威。范仲淹最恨用人不公,便把一些要员的晋升情况绘制成《百官图》,呈宋仁宗阅,并指着上面开列的百官晋升顺序说:“某为超迁,某为左迁,如是为公,如是为私,意在丞相。”吕夷简知道后,气得七窍生烟,反在仁宗面前状告范仲淹越职言事,荐引朋党,离间君臣,范仲淹因此落职饶州(今江西鄱阳)。士大夫们又为他饯行于郊外,盛赞说:“此行尤光。”范仲淹越是因言获罪,士大夫们越是对他钦佩,贬得越远,名气越大。   唐介得名“真御史”  

    宋仁宗时代因直谏而成名的大臣,除了范仲淹、欧阳修、包拯等人之外,还有一个“真御史”唐介。  

    宋仁宗皇祐年间(1049—1054年),唐介出任殿中侍御史。御史是个言官,可以纠百官之失。宋代言官还握有一项特权,可以“风闻弹事”,哪怕是对于没有真凭实据的事情,也可以进行弹劾。皇佑三年,唐介“风闻”宰相文彦博巴结宋仁宗宠幸的张贵妃,便以“阴结贵妃,专权任私”为由,弹劾文彦博。唐介上书弹劾的同时,还在朝会上,向宋仁宗当面“揭发”文彦博,说他当年任成都知府期间,曾赠送“蜀锦”贿赂张贵妃,断言文彦博提拔为宰相是“走夫人路线”的结果。众目睽睽之下,唐介历数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彦博的不是,这既是弹劾文彦博,又是指责皇帝用人不当,尤其是一句“因贵妃而得执政”,让宋仁宗这位平日里轻易不发火的皇帝非常气恼,他愤愤地说:“上疏谈论大事是唐介作为御史的职责,但说文彦博靠巴结嫔妃当上宰相,这是什么话呢?!”并威胁要贬唐介的官。唐介丝毫不怯,针锋相对地说:“臣忠义愤激,鼎镬不避,何惧贬官?”于是,唐介被贬为英州(今广东英德市)别驾。

     唐介“鼎镬不避”的精神,深深感染了士大夫们。唐介远谪之际,他们纷纷写诗送行,赞誉之声,不绝于耳,其中有两首诗最为著名,不仅轰动士林,而且广为流传。一首是太常博士梅尧臣写的,当时,他与欧阳修齐名,并称为“欧梅”。在唐介遭到贬谪之时,他感愤之下,洋洋洒洒写了一首五百四十字的长诗《书窜》,不但在诗中声援唐介,而且把文彦博结交贵妃的行径,大大谴责了一番,其言语之直白,态度之鲜明,当时诗作中少见。二是天章阁待制李师中的《送唐子方之贬所》(唐介,字子方),诗曰:“孤忠自许众不与,独立敢言人所难。去国一身轻似叶,高名千古重于山。并游英俊颜何厚,未死奸谀骨已寒。天为吾君扶社稷,肯教夫子不生还。”成为士大夫争相传阅的佳作。尤其一句“去国一身轻似叶,高名千古重于山”,给予唐介极高的评价,唐介因此获得了“真御史”的雅号,非但没有因贬谪毁誉,反而声名鹊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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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 胡铨奏斩秦桧

     绍兴八年(1138年)三月,宋高宗任命秦桧为宰相。秦桧任相后,继续推行投降、主和政策,安排亲信王伦出使金国,与金商谈和议之事。金国派使臣张通古、萧哲与王伦同来临安。虽说是议和,但金国的态度却特别傲慢,条件极不平等,要求宋朝承认金为宗主国地位,宋为金国的藩属国,宋高宗须以臣子之礼,跪拜接受金国君主的诏书。对于常常以“中央之国”自居的宋朝来说,对夷狄金国俯首称臣,简直是奇耻大辱。然而,南宋小朝廷的皇帝大臣们,早已被金国的金戈铁马吓破了胆子,虽然深觉屈辱,但又不敢反对。于是,在主和的宋高宗和秦桧的谋划下,这一条件竟也“创造性”地实现了,即宋高宗以宋徽宗刚刚去世为由,改皇帝跪拜接诏为宰相秦桧跪拜接诏,取得了金国使臣的同意,让人不得不惊叹南宋皇帝和大臣的“聪明”。至于其他赔钱割地、花钱消灾的条件,当然更加容易,一概满足了金国的要求。

     如此一来,满朝沸腾。时任枢密院编修的胡铨,激愤之下,向宋高宗上了奏章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,要求宋高宗把秦桧、王伦等人斩首示众,表达了与投降派势不两立、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信念和决心。他这篇斗争“檄文”一出,士大夫争相传阅,一时洛阳纸贵。

     然而,宋高宗和秦桧既以屈膝求安为旨,一切反对议和之言都是杂音、谬论,当然剪除而后快,胡铨首当其冲。于是,秦桧以胡铨鼓动士大夫反对皇帝为由,反过来弹劾胡铨,把他降职为监广州盐仓;绍兴十二年(1142年),又以胡铨恣意议论,把他除名,安置于新州管束;绍兴十八年,再以诗词中有毁谤讥刺朝政之辞,流放到更远的吉阳军,即今天的海南三亚。

     胡铨因为反对和议,深受秦桧的报复性打击,贬谪十余年,越贬越远,身心备受摧残。然而,他的境遇虽然越来越差,但他在士大夫间的声誉却与日俱增。当年,他上书《戊午上高宗封事》,宜兴进士吴师古把他的奏章刻书印行。胡铨贬谪广州,监登闻院陈刚中以启为贺,赞扬他说:“屈膝请和,知庙堂御侮之无策;张胆论事,喜枢庭经远之有人。身为南海之行,名若泰山之重!”他贬谪新州,著名词人张元干为他饯行所作的《贺新郎·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》,把对他的钦佩之情,表达得淋漓尽致。胡铨舍生忘死、与投降派斗争到底的精神,也因张元干的词而广为人知,胡铨因此扬名天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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